论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对环境法的影响 [PDF全文]
屈振辉1, 王锐2
(1. 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长沙 410004; 2.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长沙 410081)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在环境法的发展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通过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条路径,分别从环境法学研究范式、环境法治各个环节和环境法律思维等三个层面表现出来的。这种影响既有积极一面又有消极一面,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既存在以往又面向未来;是推动环境法不断地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环境法研究的基础。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变化,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从绝对对立再走向相对融合,并衍生出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新思想,对现代环境法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引言

在伦理思想中,对环境法的影响莫过于西方环境伦理,它对整个世界环境法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环境法的各个方面。“法律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在环境法领域,受到环境伦理学发展过程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环境伦理学思想的东进,使得世界各国的环境法律意识具有天然的同质性。” [1]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西方环境伦理思想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它们都深刻影响着环境法的发展。这种影响大致表现在环境法学研究范式、环境法治各个环节和环境法律思维等三个层面。

1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两大流派

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环境伦理的重要派别。其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400年,古希腊圣哲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2]。这常被认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最早表述,人是万物的衡量标准,自然也就是其中心。在后来的圣经哲学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这种思想得到弘扬甚至被确立为统治思想。工业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逐渐步入近代阶段,而主客二分法的提出者笛卡尔就是其代表。但是这种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主客二分法,恰恰成为近现代环境问题丛生的思想根源。“以‘主客二分法’为代表的认识论和研究范式,是将整体分解为主、客两部分,并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逻辑前提,这导致人们与自然之间产生一种分离感,并将自然理解为人类自身的外在部分,为了某些可以预见的利益即经济利益,人类强制去干预自然规律,从而导致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运转被破坏,这在思想认识上为人类征服、破坏和统治自然、污染环境提供了根据。”[3]在这种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背景下,环境法开始产生。另外,在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现在又出现了新流派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学术概念,学界对其含义至今都莫衷一是。概而言之,“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以人类为关注的中心的思想和观念体系,最根本目标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4]。这个概念可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观念、两形态、三层次、四阶段”。“一观念”指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价值观,或者也可以将其称为一种自然观和世界观。“两形态”是指它主要包括强人类中心主义和弱人类中心主义两种形态。“三层次”即其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内涵:前者认为在本体论层次上,宇宙中心永远是人,它与宇宙万物总是处于中心与周边、主宰与被主宰、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中;中者认为人类总是以他们所特有视角、方法和需求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这种独特的关系制约了人们对自然客体的认识;后者主张人类自身的利益才是人类活动的出发点,着眼于满足人类的目的和需求。“四阶段”即上文提及人类中心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即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5]。在环境法的语境中,人类中心主义具体指的是:“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大自然的主人、拥有者和所有者”“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是自然的立法者”,人永远是环境法的主体而不能够成为客体,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自然体没有内在价值,人只能为自己利益不能同时考虑自然利益……“西方传统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谈到以人类为中心或以人为本时,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和伦理观,即主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是中心、主体和目的,而人之外的自然始终是中心周围的事物、客体和手段;在进入人与人的关系领域时,主要强调个人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6]环境法正是在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无疑将受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影响。

非人类中心主义也是西方环境伦理的重要派别,它相对人类中心主义而言是近现代的产物。古希腊哲学中虽也有这种思想的些许火花,但其作为伦理思想流派出现还是在近现代,开山鼻祖普遍被认为是史怀泽、利奥波德等人;而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是被公认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三大流派。通常认为,辛格和雷根是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所有的动物都应该包括在道德应用的范围之内,所有动物都理应具有生存与发展的天然权利,人类应该尊重这样的权利。史怀泽是生物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道德关怀的范围不只是也不应该只是人类,还应该包括人类之外的所有生命,人类对待这些生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做到同样尊重、同等敬畏。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作为生态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他们将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类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自然具有其内在价值应当获得人们的尊重,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应与他者平等相待。在这三大流派中还可以进行更细致地划分,例如动物权利论可分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生态中心论还可细分为大地伦理、自然价值论及“深层生态学”主张等。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三大流派的主张看,它们在范围上逐步扩展、层次上依次递进,从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这种主义离“人类”这个中心越来越远。概而言之,“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不再处于宇宙的中心,‘它意味着对人类以外的生命与生活形态的关注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全新的环境伦理思想和观念体系。它强调不是因为人类而保护大自然,是为了保护大自然而保护大自然,这才是人类关注大自然的初衷。人类必须要将自然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直接义务,是人类将自身利益排除在外的前提下所做的义务”[4]。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它在现代对环境法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来,包括环境法学在内的一些学术领域兴起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这种学术思潮是对绝对化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后的有力批判[7]。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法是建构性的,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法则是解构性的,并在解构的基础上对环境法又具有重构性,后者更是现代环境法的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学领域之中便开始有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的渗透,深刻影响着现代法律理论和实践。”[8]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环境法上。

2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对环境法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范式对环境法学而言颇具先导性。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法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莫过形成了“主客二分”的研究范式。“主客二分”论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对法学具有重要影响。法学研究的是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正是一种具有法律上权利义务形式的社会关系。因而,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主体、客体及内容,也是法学研究最重要的对象。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的思考模式确立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二元论。民法则素有“万法之源”之称,因此民法学研究常常成为法学研究的基础。有学者指出笛卡尔的“二元论”反映在民法领域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因此民法与哲学这二者的基本问题是极为一致的。人法与物法的二分,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二分的法律化[9]。还有学者指出:“我们要从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方面的阐述中来看待民法社会,这也说明分析民法社会最基本的方法是以民事法律关系来进行阐释。而民法社会中人是主体,物是客体,这种‘人与物’的二元结构,表现出二者为支配关系,这也正是民事法律关系建立的基础。”[10]不仅民法理论如此,传统法理亦是如此。“传统哲学按照作用被作用、改造被改造等关系而抽象出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并认为主体永远是主体,客体永远是客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恒定的。这一传统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法哲学。传统‘主客二分’成为法理学中法律关系理论形成的哲学基础。”[11]于是“主客二分”的哲学理论便成了“主客二分”的法学理论。在传统“主客二分”的自然观与法学观影响下,环境法学秉承传统法学理论认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是人且永远只能是人,不可能是人以外的其他一切事物;而法律关系的客体只能是人以外的物,它们是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关系也仅仅只能存在于主体相互之间,因此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可能发生这种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不可能发生法律关系。“从传统法学概念上来讲,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产生的、以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这表明:法律关系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界之间或者人与动物之间不可能存在这种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共同体,并认为在这种分离的状态下,人是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规律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这显然是主客二分观点在法律关系理论上的再现。”[12]如前所述,“主客二分”的自然观是造成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恶化的根源,在其与“主客二分”的法学观结合基础上生长的传统环境法自然也无法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如果环境法不能克服自身“主客二分”的局限,消弭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不能转变人类对自然征服和主宰的观念意识,继续无视自然界其他存在物的价值,不遏制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掠夺性开发利用,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如果“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得不到根本性地转变,那么现如今及今后所立的环境法也无法彻底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因此超越“主客二分”也就成了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如前所述,环境法学研究以往在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传统“主客二分”的研究范式。非人类中心主义强烈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撼动了环境法学研究“主客二分”的范式,从而使环境法形成了“主客一体”的研究范式。蔡守秋教授在他提出的“主客一体”范式中认为,“从哲学的角度讲,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反对主客二分,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9]。“所谓‘主、客一体化’,是指将主体与客体或者主观与客观这两者联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主、客一体化’就是综合的(全面的、辩证的)考虑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既关注人,又关注物,并且将人与物联系起来;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又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将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9]可以说这是一种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范式,是对传统“主客二分”范式的突破。因此,“主客一体化”研究范式被称为是一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命,自提出以来,便引起了环境法学界的广泛赞誉和好评。从时间维度上来说,“主客一体化”是我国环境法学界最早提出的研究范式。在此之前,对支配环境法研究活动的前提预设、价值导向等问题,我国环境法学界尚未进行全面、深入地反省,因而缺乏对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深入思考。虽然也有些学者对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进行过研究,但由于缺乏方法论的指导而不能明晰环境法研究对象的属性,因此也就不能主动、系统地运用合适的方法进行研究。那时期的环境法学研究迫切需要确立研究的主体意识,实现从“方法的自发”走向“方法论的自觉”,而“主客一体化”研究范式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有的学者对此做了评价,认为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多元化和主客一体化的新视野特点,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有助于整个法学研究范式的变革[13]。它是一种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为支撑的,以内在关联性、整体主义、有机主义为其思想内核的世界观,是以多元化、开放性、多视角和跨学科为主要研究的方法论,这恰恰可以为法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寻找突破口,并由此引入如生态学方法、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再将法学和生态学作为基础,将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加以吸收,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一并运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分析研究内容,在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汇融合的大科学的广阔学术视域下,解决环境法学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从而实现理论的重大突破[13]。换而言之,环境法学中“主客一体化”研究范式合乎环境法的内在逻辑,体现环境法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并且凸显了环境法律部门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它也拓宽了法律的调整对象范围,构成了“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现在看来,‘主客一体化’范式或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的法学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新的具有突破性价值的研究范式,在环境法学的研究中要加以坚持,即‘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种关系相结合’的综合论说的确扩充了法律的调整对象范围,合乎环境法的内在逻辑,体现了环境法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并凸显了环境法部门的主要特征。”[14]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国环境法学研究有了新面貌。在中国法学界,“主客一体化”论最早由环境法学者提出,并由此被引入整个法学领域而引发了革命。自“主客一体化”论提出后,环境法学改变以往在主流部门法学身后唯唯诺诺、亦步亦趋的窘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自信”和学术前途及研究方法上的“道路自信”,整个环境法学研究都焕发出勃勃生机。但这种研究范式近年来也遭到了批判。

3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对环境法治各个环节的影响

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法治各个环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环境立法上。环境立法最初遵循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因此它对环境立法影响深远。“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出,该书的主张是‘人为自然立法’。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坚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决定着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及其价值的大小,规定着人类对自然界和自然存在物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15]因此,从广义层面上来说,“人为自然立法”中的立法,包括了哲学和法学两重意义,环境法就属于这种人为自然所立之法,早期环境立法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明显。以往环境立法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引下,在保护环境方面只顾及人类自身利益,而不顾及大自然和其他生命体的利益,最终并没有起到有效保护环境的作用。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立法者没有意识到生态环境是个系统,人必然也只能生活在生态环境系统中,人只是整个生态环境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只顾及自身利益无法保护好环境。所以人类只有超越了自身利益的局限,从整个生态环境系统利益出发来立法,只有保护好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利益,才能真正地保护好环境和自身的利益,在环境立法上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其次表现在环境执法上。只顾追求经济利益完全忽视环境利益,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现实中的典型表现。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引下,环境立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立法追求方面,在我国环境执法过程中,最突出的表现为我国各级政府及环境执法人员在面临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相冲突的情形时,大多都会偏向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轻环境保护,从而选择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而牺牲环境利益[16]。更有甚者为了部门或个人经济利益,在具体环境执法过程中牺牲环境利益,是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个人主义。再次表现在环境司法上。传统司法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事后救济,但环境司法因其自身特点更应注重事前预防,但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环境行政、民事、刑事等诉讼,都主要关注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事后处理而不是事前预防。传统司法中的责任承担方式都不能使环境损害的不利影响有效地还原到环境受侵害前的最初原始状况,使得传统法律方法难以应对当下环境问题。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公益诉讼领域。过去我国并未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因此,大自然和其他物种更是没有起诉资格。通常只有人们因自己环境权益受到直接侵害,才具有起诉资格,才能运用诉讼救济。“自然物种诉讼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表现形式,但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观念已经深根固蒂,因此它与其他诉讼如公民诉讼相较而言,在实践中想要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支持变得更加困难。”[17]最后表现在环境守法上。法的威力不在强制而在人们自觉遵守,环境守法是“环境法律规范落到实处的最为有效、成本最低的途径和方式”[18]。环境守法是环境法律道德化最重要的内涵。人们的环境保护道德意识决定了环境法律是否能得到有效遵守。换句话说,环境法律道德化的程度就是环境守法的程度。它是“环境守法被环境法律主体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即以环境道德义务对待环境法律义务,从而对环境法律的自然遵守”[19]。而在这其中内化为什么样的道德义务,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环境守法中非常重大的问题。传统环境守法遵循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其在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显得很狭隘。因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未普及,环境立法当中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人们遵守环境法律仅是出于自身利益,而没有顾及自然环境及其他物种利益。这是造成环境守法形同空谈的最主要原因。

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法治各个环节的影响,最开始也表现在环境立法上。如果说动物权利论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源头,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法产生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法。古罗马时期人们假定存在另一种道德体系,即“动物法”。“动物法”被当作是自然法当中的一部分,这是相对于“社会法”而言的。纳什认为,自然法包含了“大自然传授给自然界所有动物的生存法则;这种法则是属于所有的动物,而不是人类所独有”[20]。众所周知,古罗马五大法学家的观点都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上述也可被视为动物权利立法的源头。而今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法产生的影响,在西方国家也最主要表现在动物福利法上。世界上已有一百多国颁布了动物福利立法,这种立法趋势显然是受到非人类中心主义,准确地说是受到动物解放/权利论的影响。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除动物福利立法之外,还表现在很多国际立法和西方国内立法中。这方面的国际立法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世界自然宪章》等,这些国际公约或条约都体现了对非人类生命的道德关怀;国内立法包括日本的《关于爱护及管理动物的法律》、美国的《濒危物种法案》及英国的《动物保护法》等。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法的影响非常广泛,不仅仅表现为成文法而且也表现为判例法,国外已经出现以动物为诉讼主体判例。例如美国阿萨诸塞州一只猫因吃掉其主人的尸体而被法官判处死刑。在环境司法上,最为明显的表现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西方国家确立比较早,我国近两年才在民诉法和环保法中确立。西方国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比较“激进”,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和大自然都有起诉资格,所谓自然物种诉讼的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而在国内这样的新型诉讼也初见端倪,著名环境法学家汪劲教授就曾以鲟鳇鱼、太阳岛等物种和自然物为原告,对污染松花江的中石油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环境公益诉讼中这类自然物种诉讼的出现,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有密切关系:非人类生物和大自然首先成了道德主体,而后才能够成为法律主体具有原告资格。这最后表现在环境守法上。道德是影响环境守法的重要因素。“环境守法就是使抽象的环境法律规定转化成现实的具体法律活动,进而全面地履行和实施保护环境的法律规定……守法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种,如法律的‘威慑’作用,有的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执法机构的可信度及自身的法律信仰和道德习惯等等。而法律实现的有效保证是人们的法律信仰和良好的伦理素质。”[21]到目前为止,我国公民和各类组织还未形成自觉遵守环境法、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的良好局面,这与全民环境伦理道德意识普遍不高有关。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民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够强及受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普及环境伦理道德意识,而这种意识只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性质的。

4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对环境法律思维的重要影响

法律思维对法律方法具有重要作用。“法律思维对法律方法具有导向指引作用,有助于构建法律方法的逻辑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法律方法的异化。”[22]反过来,法律方法也作用于法律思维,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最主要表现在其模式上。环境问题整体性决定环境法的整体性,这两者又决定环境法律思维的整体性。但由于环境法是法律中的新兴部门法,其在早期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法律思维,而沿用民法等传统部门法的法律思维。传统民法是以个体利益为本的部门法,其所沿用的是个体化的法律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与人类中心主义有关。人在传统民法之上是“理性经济人”,行为目的是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这不仅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而且是最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即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然而,“整体意识是环境问题应对的观念基础”[23],这也就决定了环境法律思维的整体性。环境法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影响下,总是从人类甚至狭隘的个体利益出发,在应对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问题上,往往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处扑火”反而引起“燎原之势”,不仅没有根治反而还加剧了环境问题。因此,缺乏整体思考是传统环境法律思维的症结。

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法律思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环境法形成生态化的法律思维。环境法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生态性是环境法的基本属性,这决定了环境法律思维的特点:生态化。因此环境法律思维应是生态化的法律思维,是法律的生态化在法律思维中的具体体现,而法律的生态化就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关。“法律的生态化是指在非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法制,包括观念和结构。”[1]特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对环境法形成生态化的法律思维影响很大。这种思维也是生态化思维在法律中的体现。生态化思维是具有整体性的思维,整体性是其最首要最基本的属性。“从哲学思维方式看,整体性理论、多样性原理、边缘优势效应和未来优先理念构成生态化思维基本原理的四大构件。”[24]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形成不仅与生态学有关,而且也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有关系。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作为生态中心主义的事实和伦理前提,其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理念。综上所述,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环境法形成了生态化的法律思维,这也是其人文精神的彰显。“因‘生态’因素的介入,从而科学和正确地认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生态化思维模式,就是环境法的人文精神。”[25]还应指出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法的影响,有时被直接当作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影响。针对所谓“环境伦理法学”,有的学者进行了批判,指出它存在理论前提虚无、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维与大众化意识归结、核心理论正当性不足、颠倒伦理与法的关系、道德性过高、缺乏法律思维、忽视程序价值、实践论证不足等弊端[26]。其实这些批判主要指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但是这些弊端也确实对环境法立法造成了一些影响。

5 结 语

环境法受西方环境伦理的影响重大,可以说环境法就是其与法学学说相互融合的产物。“随着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为该学说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伦理学基础;而该学说的发展由于自然法学的再度勃兴而得到了法理学上的支持。”[27]因此研究环境法必须要深入了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无源之水。但如前所述,这种思想对环境法的影响也有消极一面,难以支撑环境法理论基础的大厦,因此研究环境法必须有新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也涉及生态环保领域。它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和共同体、“类本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博采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等人类生态文明优秀成果的精华,更适合成为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及环境法学理论的指导思想。故研究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对环境法的影响,也是我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环境法研究的基础。

参考文献